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丨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新疆的實踐

　　新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新疆各族人民在同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親緣關系，逐漸形成血脈相融、骨肉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體、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鑄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必將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實現。”在中華民族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各民族之間事實上一直在進行著各種層次的交往交流交融，一部中華文明發(fā)展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區(qū)，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終是新疆歷史上民族關系發(fā)展的主流。大量研究表明，在新疆歷史上各民族一直進行著廣泛的交往交流交融實踐。

　　新疆古稱西域，早在5萬年前就有人類活動。距今1.1萬年左右，新疆的細石器文化就與中原細石器技術存在密切聯(lián)系。在吉木乃縣通天洞遺址，發(fā)現了距今約5000年，起源于華北地區(qū)的黍類作物。據《逸周書》《穆天子傳》等傳世文獻記載，夏商周時期新疆已經與中原發(fā)生了緊密的聯(lián)系。

　　秦漢時期開發(fā)新疆的是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漢人、塞人、月氏人、烏孫人、羌人、龜茲人、焉耆人、于闐人、疏勒人、莎車人、樓蘭人、車師人、匈奴人等。公元前60年，控制東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漢，西漢統(tǒng)一西域，并設西域都護府作為管理西域的最高軍政機構，自此“漢之號令班西域矣”。123年，東漢改西域都護府為西域長史府，繼續(xù)行使管理西域的職權。西域都護府的設立，打破了西域各地互不往來的隔離狀態(tài)，交流日益增多，增進了西域各地、各民族間的相互了解與信任，增強了西域各地、各民族對中央政權的認同，對于大一統(tǒng)國家和中華民族的形成有著重大意義。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歷史上各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特殊歷史時期。從東漢末年至曹魏初年，中原政權對西域的管轄減弱，塔里木盆地周邊綠洲地區(qū)興起了一股兼并浪潮。之后，逐步兼并為三十余城邦國，分屬于鄯善、于闐、焉耆、龜茲、疏勒、車師后部六大政權。與此同時，今伊犁一帶仍是烏孫的活動范圍。民族大遷徙帶來西域民族大交融，這一時期我國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相繼興起與更替并出現在西域的歷史舞臺，與漢人、烏孫人、焉耆人、龜茲人、疏勒人、于闐人、羌人等混居雜處。他們之間相互交往，在碰撞中走向共生與融合。這一時期西域各地以朝貢形式保持著對中原王朝的隸屬關系。西域與中原的交往交流交融持續(xù)深入，經濟共享、文化共生、民族交融進一步加強。

　　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繁榮鼎盛的大一統(tǒng)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空前發(fā)展的重要階段，塑造了胡漢一家的社會風貌。唐朝在隋朝的基礎上銳意進取，完成對西域更大范圍的統(tǒng)一，西域實現安定有序。各民族共同譜寫了萬里駝鈴萬里波的浩浩絲路長歌，創(chuàng)造了萬國衣冠會長安的盛唐氣象。這一時期，西域生活著漢人、回紇人、吐蕃人、突厥人、于闐人、粟特人等眾多族群，共同建設開發(fā)了西域。唐朝中央政府延續(xù)了西漢以來用于管理西域的都護制，并將其進一步發(fā)展完善，分別于640年和702年設安西、北庭兩個都護府，后升級為安西、北庭大都護府，為唐朝在西域的最高軍事行政機關。安西、北庭都護府的設立，保障了西北邊疆的安全和絲綢之路的暢通，鞏固了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促進了西域各民族及西域與中原的交往融合，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彰顯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精神氣質。

　　五代宋遼金時期，是我國歷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規(guī)模遷徙流動的時期。西域出現了高昌回鶻王國、于闐王國和喀喇汗王朝等地方政權并立的局面，最終統(tǒng)一于西遼，西域各民族融合程度進一步加深。西域地方政權有的臣服于中原王朝，有的自稱是中原王朝的分支，都有濃厚的中國一體意識。這一時期，契丹、女真、黨項等陸續(xù)遷入西域，帶來了不同的生產技術和文化觀念，在交流融合中促進了西域經濟社會發(fā)展?；佞X西遷進入塔里木盆地后，與原有居民彼此來往，逐漸放棄了游牧文化，接受了當地的農耕文化，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諸方面與塔里木盆地原有居民趨同。西遼建立之后，耶律大石率契丹人、漢人進入西域，與當地各民族共同生產生活，比鄰雜居，逐漸融入其他民族當中。西域各族之間融合程度更深、交融范圍更廣、凝聚力更強，中華民族共性特征更加凸顯。

　　元朝定鼎中原、統(tǒng)一全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fā)展達到了新的高度。元朝在別失八里等地設立行尚書省、達魯花赤（鎮(zhèn)守官）等軍政機構和職官，行使對西域各地的管理。明朝建立哈密衛(wèi)，西域朝貢明朝的記錄不絕于書。這一時期，西域開啟了新一輪移民浪潮，既有為數眾多的漢人開發(fā)邊疆，又有大量邊疆族群徙居中原，呈現雙向流動特征。元朝統(tǒng)治者為統(tǒng)一、治理西域，征發(fā)大量的蒙古、漢、女真、契丹、西夏人等進入西域，僅忽必烈統(tǒng)治時期就征調了大批中原漢軍、農民和工匠到火州、和闐等地承擔軍事戍守任務。元明時期，當地回鶻人被稱作“畏兀兒”，與蒙古人等長期雜處，族際通婚現象日漸平常，雙方語言、文化、宗教、生產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逐漸趨同。大批畏兀兒等少數民族移居內地生活，學習使用漢語，涌現了一批政治家、文學家、藝術家、史學家、農學家、翻譯家等。

　　清代是我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進一步鞏固和發(fā)展的關鍵時期。清朝統(tǒng)一新疆后，為了開發(fā)新疆和保衛(wèi)中國西北邊疆地區(qū)的安全與穩(wěn)定，陸續(xù)抽調滿、漢、回、蒙古（察哈爾部）、錫伯、索倫（包括達斡爾）等各族軍民攜帶家眷到新疆長期駐防屯田，又組織動員大批漢、回族農民到新疆開荒種地，安家落戶，與維吾爾、哈薩克、布魯特（今柯爾克孜）、塔吉克、蒙古（原厄魯特各部）等民族共同開發(fā)新疆。近代，新疆多民族大家庭又增加了烏孜別克、塔塔爾、俄羅斯等民族。清朝政府因地制宜，因俗施治，制定了一套比較切合實際的處理民族和宗教問題的政策法令，較為妥善地處理了新疆各民族間的關系，進而對近代新疆多民族共聚格局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各民族共同戍邊，中國一體意識不斷增強。

　　近代以后，在救亡圖存的偉大斗爭中，各族人民同仇敵愾、共御外侮，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共同締造了新中國，開辟了中華民族發(fā)展的新紀元。在這一進程中，新疆各族人民與全國人民一道，奮起反抗，共赴國難，與境內外分裂勢力進行堅決斗爭，捍衛(wèi)了國家統(tǒng)一和領土完整，共同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篇章。中國共產黨人到新疆后，團結帶領新疆各族人民，為人民解放和國家建設作出卓越貢獻，新疆各族人民家國意識、愛國情懷不斷增強，各族人民的祖國認同和中華文化認同達到新的高度。新疆和平解放，打破了帝國主義和民族分裂分子企圖肢解中國的妄想，順應了中國人民的意愿，維護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自此新疆歷史走向光明。

　　新中國成立后，新疆各民族在經濟社會生活各領域交往交流交融更為頻繁廣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重大原創(chuàng)性論斷，推動我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yè)取得新的歷史性成就。新疆各族人民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扎實推進民族團結進步創(chuàng)建，全面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深入實施青少年“筑基”工程，“五個認同”不斷增強。各族人民積極投身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交往交流交融更有深度、更有廣度、更有溫度，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是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強、凝聚力更大的命運共同體的不竭動力。新疆各族人民在同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親緣關系，逐漸形成血脈相融、骨肉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體、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

　　（執(zhí)筆：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院副院長 王旭送）